第三国转口规避贸易反倾销税服务代理

我国反规避调查立法执法现状

1、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WTO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均没有对规避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行为做出
具体规定。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反规避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规定。提起反规避调查申请、发起反规避调查均无章可循。所以，制定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是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困难。在对规避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时，要取得规避行为的肯定性证据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在实践中非常棘手。所以，在提供证据方面采取何种标准，值得考虑。
3、原产地认定问题。《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与其前身相比，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但在货物原产地认定的量化标准方面，规定仍显不足。而在反规避调查中，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些标准应由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予以详细规定。

国际反规避调查发展现状

目前，从反规避立法的整体框架来看，基本可分为三大体系:《邓克尔草案》体系;美国反规避法体系;欧盟反规避法体系。
1、尚未成为世贸组织规则的《邓克尔草案》。1991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总协调人邓克尔提出一项关于GATT反倾销守则的后协议草案，即邓克尔草案。该草案在吸收欧美反倾销法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反规避条款，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的反倾销规避行为:(1)进口国组装规避反倾销税;(2)通过第三国规避反倾销税。由于该草案与欧美提出的草案差距很大，同时由于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反对，该草案终没能被纳入世贸组织规则，但它对各国反规避立法和国际反规避规则的制订起着指导作用。

欧盟反规避法律主要有以下特点:(1)对“进口国组装规避”的征税对象不同。美国的反规避措施是对原出
口国的被征收反倾销税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征收反销税，而欧盟征税的对象则是在欧盟用原出口国的零部件组
装成的制成品。(2)增加了对“第三国组装规避”的反规避措施。借鉴美国的做法，欧盟在1994年反倾销法令中将反规避措施扩展到第三国组装规避。(3)明确界定了规避行为的做法。在欧盟的反规避条款中，规避行为包括在欧盟组装规避和第三国组装规避两种做法。(4)扩大了规避行为的主体。即使和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的出口商没有任何联系的企业，只要符合欧盟判断规避行为的条件，也可能成为反规避措施的适用对象。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出口商往往是通过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来减少或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诸如此类的规避行为使各国及WTO反倾销法的目的无法实现。在国际贸易的制度实践中，各国又开始了反倾销法的立法尝试，并且为了维护反倾销法的有效作用，各国也持续性的关注立法的实际效果并及时修订反倾销的相关法律规范，增加了反规避条款的特别规定，以期通过法定的措施对此类规避行为进行限制或制裁。 从世界范围看，制定反规避法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由于各国对反规避制度的概念、内容及适用范围等存在颇多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国际反规避法律规则。曾经制定统一国际反规避立法的次尝试就由于各国的立场不一，无果而终。即邓克尔草案中的反规避条款终被删除。值得欣慰的是，在其后的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反规避问题又被列入反倾销议题。且不论其成效如何，单就反倾销议题本身而言，就足以证明反规避问题已被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与承认。

配额问题和国外反倾销问题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两大拦路虎。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国外进口商在进口此类中国产品时，进口成本包含配额费或者进口环节的反倾销税额。
      相对于中国出口商而言，中国出口商在出口此类产品时，受到了出口数量的额度限制，增加了配额成本或者是由于进口税率的提高，削弱了此类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中国产品在许多国家的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然而，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不断起诉中国出口商品具有“倾销行为”，并通过立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如近欧美等西方主要经济国家对中国家具开征“反倾销”关税。面对这种日趋严重的局面，要求我们采取正确有效的节税措施，避免不公平的“反倾销税”的迫害。我们认为，避免反倾销税应从第三国转口贸易合理规避下手，既能节省成本又能合理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