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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造光绪元宝,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名号,乃泛称并非实体。要解释北洋,得先解释北洋大臣。话说第二次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涉外事务频繁,清乃于咸丰十一年(186)年)新设刁称衙门的“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等三省的对外通商、交涉事务,以及监督海防和其他洋务。同治九年(1870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另加钦差名义,按惯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是“北洋造”一词的起源。北洋大臣的地位,远管理东南沿海各省的南洋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洋机器局在该年五月底被摧毁,该年度产量无统计数字可查。两年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河北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旧址)新开办北洋银圆局,专事造币。光绪二十九年版北洋造七钱二分银圆即该局所出,由于当时铜钱缺乏,生产铜元获利较高,故虽名银圆局,生产上反而以铜元为主,银圆生产呈停顿状态。此后铭文为“北洋造”的银圆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钱四分四(二角型)、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的七钱二分。
北洋造光绪元宝 PCGS MS64 (未流通品)成交价格1436000
北洋造光绪元宝 PCGS MS61 (未流通品)成交价格1080900
北洋造光绪元宝 PCGS AU58 (近未流通品)成交价格811600
光绪三十四年版的北洋造“一圆”银币原本数量就不少,并非稀见。北洋银圆原本只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通行,但辛亥革命以后,因清派兵镇压,调动大军的话,要携带巨额现银以应付各种开销,北洋银圆的影响力便随之南下进入江南及两湖一带。尔后,北洋又选择北洋银圆为新国币发行前过渡期结算收付的标准,故各地造币厂纷纷转而生产北洋银圆,直到“袁大头”正式生产为止,因此数量庞大。虽未见文献说明后造版的形式,但可断定大多数是光绪三十四年版。
有趣的是,根据《海关十年报告》 (Decennial Reports)而知,标示“29年的光绪二十九年北洋造银圆是民间提交银锭委托制作的,,数额是1 405 017枚。该年的津海关贸易报告中没有记载,但明确说明往年银条,银圆出口比进口多二三倍,因日俄战争需要现银而形势倒转。此后几年续造者究竟是奉户部之令还是受民间委托就不得而知了。
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 PCGS AU53(近未流通品) 710900
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 PCGS XF45(极美品) 621000
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这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用这一名句来形容中国银圆的兴衰与其集藏、研究是非常贴切的。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华夏文化的悠久性与立性无庸置疑,许多领域对人类发展都有的贡献,中国也是早使用硬币的国家之一。然而,旧时代的中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学习新事物后对之加以改良,脱胎换骨进而突飞猛进。老祖宗的东西用上几甚至于千年也不改进;“既创新,又陈腐”的程度令人惊讶,诚如中国货币史与钱币学彭信威教授所言“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
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PCGS MS66+(未流通品)成交价格2568000
在旧中国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由于缺乏现代工业,刚开始仿西洋方式造币时,无可避免地仰赖外力。此时,除了经济以外,社会、政治与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剧烈动荡,造成许多文献的散失,导致今人查证上的困难,所幸有些海外的原始文献保存尚属完整,在“礼失求诸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还原部分真相。民国时期,财政部继续推动币制改革。1914年(民国3年)制定《国币条例》,发行以袁世凯头像为图案的新国币,此俗称“袁大头”的新银圆制作精美,成色、重量划一,颇受民众欢迎,在完善的策划及大力推行下,很快将外币驱逐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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